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甘文锋】
香港的第五波疫情来得既凶且猛。
回想去年年底，香港大部分市民以为与内地通关有望，认为两年的抗疫之路终看到尽头。结果没想到，新年都没有过完，第五波疫情就来了。
一月中下旬，香港单日新冠确诊人数由个位数逐渐攀升，农历新年过后更是呈几何式增长，至2月23日零时，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更是超过8000。糟糕的是，现实中香港本地的检测能力几已见顶，太多样本来不及做检测。
在元朗检测站拍摄的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（资料图/新华网）
疫情扩散，民众生活心理压力大增
近两个月笔者身在香港，经历了这个巨大的转折。
本来已经与内地亲友打好招呼，如果没有大变化，两地有望逐步恢复通关，到时会到内地去探访他们。手机已装好香港的健康码，也在去年年底打了第三针，确保一切顺利。而在香港的生活，已经慢慢开始有较大型的社交活动，各类仪式典礼也都慢慢恢复到线下举行。
然而，两年来大家坚持所带来的希望，却被极少数害群之马短短几星期就打破了。
刚开始是陆续收到信息，要将线下活动延后——那时大家还以为第五波疫情不会持续太久，再多努力一个月就能捱过。但渐渐地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，要求强检（强制核酸检测）的范围也由一幢大厦变成一个屋苑再到整个小区。之前几波纵然有围封行动，但多数不会出现更多个案，而这次围封后基本上都会有新的确诊情况出现，而且不是少数几人，是几十人，并且渐渐出现垂直感染的情况。
大家终于明白到，这一波疫情比想象中来得凶猛。
之后手机收到的信息，不再是活动延后，而是活动改为网上举行——大家都意识到延后也没用，因为第五波不是短期可以压得下去的，没有尽头的延期不如改为网上快点举行。另一方面，也因为感染人数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需要强检的地方也越来越多。
香港疫情最新情况（截止2022年2月27日，图/香港政府官网）
粉红实心点为截至2月25日10时，香港现有强制检测指明地方（图/香港政府官网）
不要小看这个变化，感染的量变造成了日常生活的质变。
首先是强检量增加后，政府开设检测站以及检测公司的负担量很快到达上限。
在疫情期间笔者因为坚持地区工作，接触的人较多，因此会定期自费做检测，一般而言第二天都会有结果。但最近一次在二月初做的检测，要等三天才有结果，而我太太比我迟一天做，过了10天还没有收到回复。她基本上对此也不再抱期望，估计是管理太过混乱，把她的样本弄丢了。
比较幸运的是，她可以在家工作，而很多上班族如果没有核酸检测出阳性，不能向公司请假。如果检测的日子拖得太长，而他们又恰好是无症状感染者，就可能在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里，继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或到餐厅吃饭，最后可能传染更多人。
如此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：感染个案增加导致更多强检，检测量增加使得等待结果的时间拖长，等待期越长，带病毒的人就有越多机会接触人群，最终就会有更多的确诊个案出现。
而确诊人数的上升，也使得香港的医疗系统超出了负荷上限。确诊病例太多，不可能每个都送医院，轻症患者只能留在家中等待。但问题是香港和内地、外国的居住环境相差很远，香港的住房很小很密集，而且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厕所。病患居家隔离时食物还可以由家人专门准备，但厕所还是要共用的，这是其中一个传播黑点。
此外，奥密克戎能做到垂直传播，因此病患在家中等待的时候，除了有极大机会传给家人，也会影响楼上楼下的邻居。这又会形成另一个恶性循环：个案越多导致医疗系统超负荷，更多轻症病人留在家中等待，这几乎等同家中传播，结果是更加多的病人出现。这个观察其实准确度颇高，现时新闻或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，基本上一人测出阳性后留在家中，其他同住家人最后也多是同样测出阳性。
因此，现时要外出工作的人都有很大的压力，怕在外面感染后要在家中居家隔离，最后令整个家庭受感染。特别是家中有老人小孩的，对此担忧更甚。
例如笔者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区议员了，但因为长期服务社区，加上那区的“黑暴”区议员不顾职责避走英国，所以很多区内的居民有事仍向我询问求助。这一波疫情虽然大家有充足的口罩，却非常缺检测包，因此笔者还要网罗检测包到地区派发。到地区工作需要接触不少人，而笔者家中有个两岁女儿还未能接种疫苗，因此每次到地区做服务时心理压力很大，怕万一染到奥密克戎病毒回家传给家人。
中央支援、社会互助
有关香港政府在这次抗疫的表现问题，习近平主席在他的重要指示中已说得很清楚，要求香港政府负起这次抗疫的主体责任。除了强调香港政府的主体责任外，重要指示亦提出“三个一切”及“两个确保”，即：
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，以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；
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、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。
“三个一切”是方法手段，“两个确保”是任务目标，做到、做好这个任务目标就是香港政府的主体责任。在这篇重要指示出台后，香港社会可以说是安定了一些，更重要的是做到一槌定音，将香港的防疫政策确定了下来。
但尽管如此，也还是出现了从香港涌往内地的人潮。有新闻报道，深圳湾口岸有人为了回内地，宁愿冒着严寒通宵在口岸等待；甚至有报道称有人从香港坐“大飞”（即马达快艇）偷渡回内地。不管这些人的身份如何，其实已经给出一个很明显的讯号，就是他们对内地的抗疫投下了信心的一票。
虽然说抗疫政策的方向已定，但香港的疫苗接种率一直偏低是个大问题。据政府数字，到2月19日，接种三针的人才143万，而接种两针的人共有509万，占香港12岁及以上人口的75.7%，数字仍是偏低。特别是报告指出，针对最新奥密克戎变种，接种三针疫苗才算相对安全。
2月19日，政府公布了另一组数字：截至当时，香港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为46人，当中40人没有接种疫苗，3人接种了一针，3人接种了两针。单从这两组数字来看，接种疫苗的效用已非常清楚。
香港葵青，疫苗接种现场（资料图/香港大公报）
除了中央的支援外，爱国爱港的地区领袖也在社区不断想方法帮助香港人。例如笔者工作的屯门区，就与政府合作，举行了为3-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活动。特别是第五波已带走了三个小孩，而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接种疫苗，所以单是这次活动，就有过百位义工响应，单天为约千名儿童接种疫苗，这也稍稍修补了因社会运动而撕裂了的社区。
除了中央支援和社区自救外，国企也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例如因为社区缺乏快速检测包，笔者就向一家在港国企反应有关情况，很快就获得几千包检测包的资源。据闻这次有多家国企支援香港，很多社区缺乏的物资，都能在短期内获得补充。这其实亦是再一次验证了我国体制上的优势，即一方有难时，可以在全国不同地方调拨资源迅速提供支援。
这次疫情可以说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面对的最大灾害及挑战。面对这次困难，特区政府固然要承担起主体责任，但除此之外，我们亦看见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中央支援下如何自救。待这场战“疫”过后，相信港人对“一国两制”在港的实践会有更深的感触和领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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